5月7日,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以刚性考核“指挥棒”为生态文明建设划定硬杠杠。两则消息并行深读,耐人寻味,“生态环境保护是政治责任,履职要尽责,失职要问责”的警钟,再次响彻四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中列出的“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中,并未提及“生态环保”。这是否意味着生态环保领域正风反腐有所弱化?
恰恰相反,生态环保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某一具体领域,它需要更常态化、体系化、规范化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日渐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根本在制度保障。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雷霆推进,到《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的重磅出台;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严格执行,到《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的先行先试,一系列考核评价、监督问责举措层层递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逐步成为硬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然而,近年来,个别地方在生态环保领域的政绩观偏差仍有存在,集中表现为五大问题:
一是重当下轻长远。云南省昆明市晋宁滇池长腰山区域被房地产开发项目蚕食,部分项目直接侵占滇池保护区,严重影响滇池生态系统完整性,2021年5月被曝光后,29个责任单位58名人员被追责问责。
二是重表面轻实际。户外品牌始祖鸟联合艺术家蔡国强在喜马拉雅山燃放烟花,名义上为了追求艺术效果,致敬自然,实际上烟花秀影响草地面积30.06公顷,其中造成破坏面积15.29亩,2025年10月,批准此次活动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委书记等人被追责问责。
三是重表态轻落实。吉林省长白山地区曾枉顾国家整改要求,持续“顶风”规划建设高尔夫球场、别墅项目,2017年被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点名后,除高尔夫球场被取缔和187套违建别墅被拆除外,还依法依规追究了32名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其中厅级5人、处级7人、科级及以下20人。
四是重形象轻民生。河南省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以河道生态修复之名挖湖造景,违规占用耕地490.77亩,总挖方量约27万立方米,违规取用黄河水25万立方米,破坏自然生态,影响河道行洪安全,2023年12月被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后,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等15人被追责问责。
五是重数据轻实绩。2018年山西省临汾市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中,16人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临汾市生态环境局原局长张文清获刑两年。
个别党政干部将职权异化为“摇钱树”,搞“靠环保吃环保”,从生态环境“守门人”蜕变为“污染源”的典型案例,也屡见不鲜。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原党组书记、厅长邓小刚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凤凰岛围填海等重点问题整改督办不力,为老板朋友说情,干预行政执法,单次收受所谓“感谢费”高达500万元。
针对生态环保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铁腕手段守护绿水青山。
生态环境保护是检验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的试金石,是必须扛稳抓牢的硬责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制度安排,从根子上明确了生态环保不是“某个人”“某个部门”的分外之事,而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共同肩负的政治使命。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审视生态环保工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摒弃“装睡”的鸵鸟心态,彻底杜绝“作秀”的表面文章,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