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罗瑞卿：要把72岁当27岁过

大将罗瑞卿：要把72岁当27岁过

2017年08月18日 09:51:2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罗瑞卿传》 编写组

　　此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去找《解放军报》副主编姚远方，谈起他读了邓小平讲话的喜悦心情。姚问吴能否给《解放军报》写一篇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吴欣然同意。姚远方向罗瑞卿报告了此事，罗瑞卿让姚赶快去找吴。吴很快就撰写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此文据说原是为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显然，经过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那么一讲，此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乃至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都不可能发表了。这时，《解放军报》向吴江约稿，吴便决定将此文送给《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社打好清样后，立即送给罗瑞卿。罗瑞卿读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本来，罗瑞卿想去北戴河住几天。“文革”前，为了做好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他常去北戴河，他学会游泳也是在北戴河。复出后，他很想旧地重游。但是，为了改好这篇文章，他决定把去北戴河的时间往后推。随后便集中精力修改文章。他亲自查阅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华楠、姚远方等去同吴江商量，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此文进行了全面修改后，他再次审阅，并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修改期间，他同《解放军报》社通了5次电话。他还同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就此文进行过反复磋商。后来，1981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曾说：“第一篇文章改了好多次。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6次电话。”
　　文章基本定稿之后，罗瑞卿又第三次进行审改。这时，华楠决定随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华出国前，罗瑞卿又给他打电话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统稿。
　　这篇文章一发，天平便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一方倾斜。尽管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有的还不承认错误，但大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尽管罗瑞卿未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盛会的胜利召开，但是，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迸发出的光辉就像那照亮长空的夕阳，喷吐出满天绚烂的晚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罗瑞卿复出仅仅过了11个月。这是异常紧张的11个月，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之长、工作量之大都是十分惊人的。他虽然身残年迈，但壮心不已。他一复出就又同“文革”以前一样，进入了不分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的状态。他的家庭从他被解除“监护”以后形成的短暂的平静不复存在，一切都围绕着他而快节奏地运转。秘书来不及调来，曾患癌症动过手术的郝治平也上了阵。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平时需坐轮椅，行动不便。为了节省时间，他工作时便少喝水，以减少去盥洗室的次数。午休时，他连假肢也不摘，便和衣躺着休息一会。他生病住院，病房便成为办公室。1978年1月初，他因患重感冒住院。据秘书记载，1月9日上午从10点到11点半，他即对9名军以上干部的任命、调动同有关人员进行了磋商后做出决定，批转了两位高级干部的信件，就有关作战等问题做出三项决定。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作战部长谭旌樵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几乎每天12点左右都要接到他打来的询问情况和交换意见的电话。《解放军报》的夜班编辑下班后也习惯性地要等到报社领导传来他的指示后才去休息。据《解放军报社》的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12月15日至1978年7月中旬这8个月间，罗瑞卿对《解放军报》社的“简报”做出的重要批示就有14项。战友和亲属担心他累坏身体，劝他放慢工作节奏，他却说：“《水浒》中有个拼命三郎。我们今天就是要当这个拼命三郎。”他还常常说：“我今年七十二岁，要当着二十七岁过。”面对国家、军队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想赶快干，趁自己头脑仍然清楚，精力还算充沛的时候，多干工作，以追回他因受迫害而失去的十余年时间，以尽力弥补国家和军队在“十年动乱”中所遭受的损失。
　　罗瑞卿常常说：“做领导工作光坐办公室批阅文件、听汇报，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是危险的。”“文革”前，为了视察海防边防，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沿海和边疆各省。他到过许多国防工程和工厂。复出以后他在短短一年内视察过京郊、天津、徐州等地的国防工事和部队。有的地方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他便拄着手杖走。一些领导同志出于对他的关怀，便告诉部队，以后罗秘书长到什么地方，汽车、轮椅通不过时，就组织人抬。而这反而使罗瑞卿感到于心不安。他不愿意麻烦人，渴望着走出轮椅、扔掉手杖，大干一场。
　　1977年，党组织请了两位联邦德国专家来给罗瑞卿安装一个更轻、质量更好的假肢，这两位医生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从而改善左腿功能。当时由于在国内安装人造股骨头技术上尚有困难，罗瑞卿有了出国治腿的想法。
　　1978年3月，郝治平查体时，肺部被发现有一处阴影。连续观察，未好转。3月13日动手术切除了一叶肺，证实是原患乳腺癌转移到肺部。罗瑞卿听了这一消息忧心如焚。他对孩子们说：“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照顾她，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
　　随后，罗瑞卿请出访联邦德国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协助了解联邦德国做安假肢手术的情况，作一些调查，搜集一些有关资料。4月间，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写报告，准备去联邦德国治腿，中央同意。5月中旬，301医院将罗瑞卿病情材料以及左下肢、股骨头伤残部位×光照片交信使送到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由他们同联邦德国方面交涉。6月，去联邦德国治腿事已定，并开始着手筹备。
　　7月3日上午，罗瑞卿在西山办公的地方接见了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民航局长沈图。当他们来到时，罗瑞卿坐在轮椅里带一点歉意地说：“我不能站立起来迎接你们了。”
　　他们互致问候后，罗瑞卿说：“中央批准我去联邦德国治病，要坐民航飞机去。”他边说边将中央批准的报告递给张廷发。张看了一下又交给沈图。“没有腿真不方便。”罗瑞卿等沈图看完，一面轻轻抚着残腿，一面说，“不要说下去调查研究，就是生活自理也困难。”他露出一丝苦笑，“这次中央为我出国治病，做了十分仔细的安排，国家又为我花这么多钱，我心里过意不去……”
　　这件事张廷发可能早已知道，未说什么。沈图是头一次听说，不禁问道：“有把握吧？”
　　“王炳南和钱信忠同志都做过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残疾人很多，安装假肢恢复行走功能的也很多。在这方面，他们的医疗技术和经验都是第一流的。我的病历已经寄去了，他们的答复是做这样的手术没有问题，有99％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