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时间受贿金额9200多万元！谁能相信，某电商平台一名看似普通的员工，由于掌握着店铺初审权，创下如此惊人的贪腐数额。

　　有权力，便容易滋生腐败舞弊。伴随互联网行业20多年的快速扩张，业务复杂性、权力分散化、利益诱惑大，导致不少企业内部的腐败舞弊问题愈发严重，小到虚报几百元的加班餐费、打车费，大到收受上千万元的“黑金”，从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物，到利用“刷单套利”“流量变现”“数据权益”等新型腐败场景、手段，大厂贪腐新动向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

　　从“小官巨贪”到“高管落马”

　　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破获一起互联网大厂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一共抓获7名嫌疑人。其中有“饿了么”前高管韩某等3人，在两年内涉嫌收受供应商的贿赂高达4000余万元。据了解，1988年出生的韩某，在饿了么担任过资深副总裁、蜂鸟即配总裁、首席执行官、即时零售业务负责人等职务。韩某等人收受贿赂的手法极为隐蔽，为掩人耳目，将赃款赃物分散存放于多处租住房屋内。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的反腐风暴愈演愈烈，多家头部企业相继曝出内部贪腐案件，上至企业高管，下至基层员工均有涉及。采购、运营、审批等基层一线业务岗，更是腐败的重灾区。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统计，2020年至2024年，该院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其中，涉采购销售、产品规划、渠道运营、内容管理等业务部门贪腐案件共104件，占比超过八成，涉及基层普通职员贪腐犯罪金额共计5000多万元，个案平均犯罪金额达126.5万余元。

　　2024年5月，央视新闻频道《法治在线》曾披露，杭州余杭区一家电商平台家具类目入驻审核人员王某，伙同多人违规审批400多个商家，涉案金额达1.3亿余元，仅王某一人违法所得就超过9200万元。

　　大厂“小官巨贪”现象令人咋舌，更须引起警惕，涉案员工往往掌握部分资源管理和审核权限，级别不高但权力很大，利用商家入驻签约、业务评级等职权，为他人提供便利并非法获利。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处在高速扩张期，尤其是一些头部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这些大厂流传的是“刑不上VP”（VP为副总裁、副总经理或副总监），简要说，早些年，互联网企业对副总裁以上高级管理职位的腐败舞弊，大多不进行公开披露，以避免损害企业品牌形象、影响市场业绩。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被“降本增效”新常态打破——当互联网行业进入流量红利退潮、监管高压与增速放缓的存量竞争时代，每一分钱的流向都变得至关重要。

　　最近几月，大厂掀起“高管落马潮”：7月2日，哔哩哔哩（B站）通报称，原游戏合作部总经理张某敏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行为，已被警方执行逮捕；7月9日，唯品会内部发布反腐通报称，产品技术中心基础平台部运维总监马某（职级V8）长期收取供应商好处费，涉嫌职务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更早些时候，2022年，滴滴前高级技术总监于某某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获处有期徒刑五年。

　　从早期的“家丑不外扬”到如今的“自曝家丑”，这是互联网行业反腐进入高压时代的缩影，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从“增长至上”迈向“治理为本”的标志。

　　“流量经济”衍生“流量腐败”

　　一个短视频平台的基层运营员以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单”等帮助为由，仅用一年时间就收受多名带货主播300万元的贿赂；一个技术员采用内外勾结的方式，对后台参数进行篡改，虚增商务合作方业务数据，一年多时间团伙3人非法获利达6700余万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折射出当流量、算法、数据成为“硬通货”，流量经济伴随“流量腐败”现象正在颠覆传统认知。

　　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某科技公司视频业务团队负责人陈某，在视频审批、投放过程中为多家视频公司给予流量、资源倾斜，收受贿赂达400余万元；某头部平台两名内部人员负责平台热搜提报，两人在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钱款，将他人指定的未达到登榜等级的明星词汇、话题等内容推上热搜榜，每条热搜推送收取好处费1000至2000元不等，不到两年时间内受贿58万余元……

　　随着社交平台和数字经济的兴起，新业态层出不穷，电商主播、自媒体博主等成为新兴职业，“流量为王”成为互联网商业的核心法则。流量意味着曝光度、关注度与潜在收益，也意味着“流量变现”成为隐匿大厂腐败的新场景：少数掌握流量分配权、算法推荐权等新型数字权力的技术或运营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数据资源异化为“权力筹码”，通过“暗箱操作”谋取私利。

　　尤其是互联网广告投放方面，更是乱象环生。投放广告流量是一些大厂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为了让一些违反广告法规定的“黑广告”或壮阳、增高、减肥等“灰广告”，悄无声息地“潜伏”在平台上，一些大厂内部人员利欲熏心，利用手中“软权力”将“黑广告”“灰广告”包装成“白广告”，这也是现在平台经济的一种新腐败手段。

　　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曾经办理过一起某大厂广告流量投放人员受贿案，其利用职权规避公司广告审核规则，实现对禁投类广告投放，通过开一户收一笔贿金的方式“中饱私囊”，行贿人员则是为增加广告推荐度行贿，以贿赂款博取巨额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披着技术外衣的“流量腐败”，不仅“蛀蚀”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更在无形中推高经营成本，最终由广大消费者买单。破解“流量腐败”困局，已刻不容缓。

　　虚拟财产成贪腐犯罪新对象

　　不仅在电商、视频、广告领域，权力寻租存在着极大的空间，游戏行业也是暗流涌动。

　　记者注意到，自去年底以来各大游戏厂商加大了内部反腐力度，从公告来看，宣发运营环节成为该行业腐败的高发区。去年11月，网易开启了一轮震动业内的反腐行动，内部高管被查，多个重要部门格局因此发生变动。从披露的情况来看，涉事员工涉及互娱渠道发行中心、负责电竞的Battle事业部等多个部门，20多家公司被永久“拉黑”，列入永不合作名单；今年7月，完美世界发布反腐通报，揭露了旗下多个工作室核心人员与供应商内外勾结、营私舞弊的行为，相关人员被公安机关采取措施，涉案供应商也被列入黑名单。

　　杭州一家游戏公司资深员工透露，虚拟物品倒卖也是游戏行业腐败“雷区”。此前，上海一家互联网大厂原游戏项目组负责人周某某落网，就是通过贩卖游戏道具“钻石”共非法获利200余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相关人士指出，游戏里的道具、虚拟货币、皮肤，电商企业中的刷单套利、薅羊毛、刷礼物、推广所需的流量等都属于虚拟财产。

　　过去，传统实体经营中的商业腐败多表现为账目造假、回扣返点等有形形态，现在，由于互联网行业的一些特殊性，数据、代码、流量、点券、账号等虚拟财产具有相对稳定的流通渠道和变现规则，被赋予了经济价值，贪腐犯罪不法获利随之突破了实体限制，虚拟财产正成为不法人员谋取利益的新对象。对这些虚拟财产的职务侵占，已经呈现出寻租手段隐蔽化、寻租空间线上化、寻租成本虚拟化、寻租变现金额高等特点。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被曝出涉案金额高达1.4亿元的贪腐案件。案件涉及该公司负责服务商的入驻审批、奖励政策制定及执行等工作的冯某。他先是故意“预留”政策漏洞，后将内部运营数据，源源不断地泄露给唐某、杨某等人。他们里应外合，通过多家“空壳公司”转移、8个不同的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兑换，以及采用“混币”（即通过技术手段混淆加密货币交易路径）“洗白”部分涉案资金等隐秘手段，非法侵吞本应补贴给服务商和运营商的1.4亿元巨额奖励金。最终，在铁证面前，冯某团伙交出了藏匿的90余枚比特币，并因犯职务侵占罪受到法律制裁。

　　权责失衡、制度滞后下的互联网行业之痛

   在数字经济浪潮与政策支持下，互联网企业飞速发展，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内部腐败问题日益凸显，成为阻碍行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在“流量时代”的利益诱惑下，部分人员不惜铤而走险：公司高管侵吞虚拟商品，中层管理人员将流量、客户信息变现，一线员工则凭借“入场费”勒索商家。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企业利益、侵蚀营商环境，还间接损害消费者权益，对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和社会公信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互联网企业反腐工作迫在眉睫。

　　近年来，各大互联网公司持续推进反腐机制建设。但不容忽视的是，大厂反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诸多阻力，如因业务高速发展而出现的 “制度真空” 和 “监管盲区”、新型腐败手段不断变异升级等，同时还存在取证难、立案难、追责难等多重挑战。如何实现重点突破与难点攻坚，正成为各家互联网企业共同面临的新课题。

　　两种恶行突出：利用职务之便和内外勾结

　　近年来，商业贿赂、职务侵占已然成为大厂打击贪腐行为的重中之重。

　　今年7月1日，完美世界发布反贪腐内部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除在今年1月的百万工作室审计中，发现4名员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外，再查实原百万工作室、青云工作室及硬核工作室共计8名员工存在贪腐行为，已被公司辞退或已被刑事拘留。

　　今年3月31日，抖音集团发布了《2024年下半年抖音集团反舞弊通报》。通报中提到，2024年全年抖音有39人涉及违法犯罪，仅下半年就发生商业贿赂、职务侵占等舞弊行为14起，17名员工被移送司法机关。在其中一起商业贿赂案件中，抖音某业务线的商务经理李某，利用负责与合作方洽谈合作的职务便利，收受合作方给予的好处费共计50余万元。作为回报，李某在合作协议的签订、资源的倾斜等方面为对方提供便利，致使公司在合作中遭受了损失。而在另一起职务侵占案件里，抖音的一名财务人员张某，通过伪造报销单据、虚增支出等手段，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侵占公司资金高达100余万元。

　　腾讯也未能幸免。今年1月16日，腾讯发布的反舞弊通报提到：2024年全年，企业内部的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并查处触犯“高压线”案件100余起，100余人因此被解聘，其中2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5家企业被列入永不合作主体清单。“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公司财产”，以及“内外勾结，为外部公司谋取利益来换取好处费”，是最多的两种犯罪行为。

　　商业贿赂常与不正当竞争相伴而生，严重扰乱市场的公平秩序；职务侵占则直接侵蚀企业资产，对资金链与正常经营造成实质性危害。正因如此，互联网企业普遍将打击这两类行为列为反腐工作的重点，持续强化内部监管机制、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以严厉处置越轨违法行为。

　　两种风险隐患：“制度真空”和“监管盲区”

　　事实上，各大厂对反腐的态度都极为坚决。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曾公开表示：“就算你只贪了10万块钱，我也愿意花1000万元给你查出来。”为此，京东设立了每年1000万元反腐奖励专项基金，用于奖励举报违规行为。58同城的姚劲波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在高管会上直言：“发现有一个人贪污了5万，宁可花50万进行调查取证。

　　但即便如此，贪腐现象在互联网公司内部仍未绝迹。

　　与传统企业相比，互联网企业普遍推崇管理扁平化与业务高速迭代，这虽然大幅提升了决策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却也给内部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扁平化管理结构缩短了决策链条，使一线业务单元和基层员工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与资源调配能力。如果未能及时建立相应的风险控制和监督机制，就很容易滋生腐败。

　　同时，互联网行业“唯快不破”的特性驱动着业务模式、产品形态、组织架构以周甚至天为单位高速迭代。新业务、新项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然而与之配套的监管机制、审批流程、风险预警体系却往往难以同步建立或及时完善，不可避免地出现“制度真空”或“监管盲区”。这种因业务高速发展而制度暂时“滞后”引发的风险，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

　　以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短视频新业务为例，该业务在推出后的短短几个月内，用户数量就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公司不断推出新的功能和服务，组织架构也频繁调整。但与此同时，针对该新业务的监管制度却未能及时跟上，导致在广告投放、内容审核等环节出现了漏洞。一些员工利用这些漏洞，与外部机构勾结，进行虚假广告投放，骗取公司的广告费用，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两种反腐困境：取证难和追责难

　　面对日益频发的腐败问题，各大厂正通过强化内控机制来应对管理挑战。目前，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内部都设置有专业的反腐、监察、内控等团队，如廉政部、职业道德建设部、内审风控部等部门，承担企业内部的反腐工作。但是，互联网内部人员贪污犯罪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这使得企业监察部门在取证、固证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困难。

　　有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大厂中的犯罪群体普遍呈现年轻化、高学历等特征，一些人还具备技术能力，能够绕过常规监管，例如通过虚拟货币交易、脱离公司网络等方式实施贿赂，致使事前防范与事后追溯均变得异常复杂。

　　在刑事诉讼中，企业为了获取有效的证据，往往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例如，某互联网公司为调查一名涉嫌职务侵占的员工，组建了专项小组，聘请技术专家恢复并分析服务器、电脑和手机中的数据，同时开展人员访谈与证言收集，整个过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案件挽损效果有限，最终获得的赔偿与投入的成本不成正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主动维权的意愿。

　　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便发现腐败行为，企业往往也只能以开除处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和足够的证据支持，多数情况下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导致腐败成本较低，无形中助长了这类行为。

　　面对这一困局，行业协同正逐渐成为破局方向。近年来，大厂间合作日益加强。2017年2月，京东、腾讯、美团、百度等多家企业倡议成立“阳光诚信联盟”，通过建立和共享从业人员诚信黑名单，实现行业内联合曝光与法律维权，构筑反腐联防体系。

　　互联网企业反腐是一场持久战。未来，如何在快速发展中筑牢反腐防线，平衡好发展与廉洁合规的关系，仍是互联网企业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抓得住更要防得住

   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大厂加大内部反腐力度。腾讯、京东、阿里巴巴、抖音、美团等企业持续开展“反腐反舞弊”，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作为创业先锋的互联网企业，为何成为腐败重灾区？大厂反腐不仅需要抓得住，更要能防得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近年来，互联网大厂的反腐行动已从最初的“自查自纠”演变为一场系统性治理。

　　从运动式清剿到建立长效防控机制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反腐风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回溯这一历程，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前后，百度、腾讯等企业率先成立职业道德委员会、廉正合规部等专门机构，标志着行业反腐进入制度化阶段；而近年来，随着案件数量攀升和新形态涌现，企业需要加快推进廉洁体系构建，形成更加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全面提高企业反腐败能力。

　　“大厂腐败案的背后往往不同程度存在权力制衡缺失、激励与约束失衡、业务扩张与内控脱节等问题，大厂要加强内部反腐机制的建立，惩防结合，筑牢反腐防线，促进企业健康规范发展。”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副所长傅夏仙认为，在新业态模式下，大厂仍需强化监督和治理，从制度上切断权力寻租路径，标本兼治地推进企业廉洁体系建设。

　　大厂该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防范商业腐败风险体制？此前，北京海淀区的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建议，例如遵守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对高风险岗位实现监督制约；又如在“6·18”这种易发高发商业腐败新场景来临时，企业要高度警惕、做好预防措施。

　　2024年，上海检察机关发布了《“检察护企” 企业反腐败实用指南》，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反腐败机制。《指南》从反腐败的管理和责任、腐败风险评估和防控、反腐败监督和制约措施、腐败行为的调查和处置、员工反腐败培训以及腐败行为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6个方面，聚焦企业内部制度建设，助力企业完善反腐败治理。今年，上海闵行区检察院也发布了《企业内部腐败风险测评表》《企业岗位廉洁风险防控表》，涵盖制度机制建设、岗位风险控制、业务流程监控、财务安全屏障、廉洁文化浸润等方面。

　　其实，面对日益严峻的反腐形势，不少企业开始从组织架构层面重塑防控体系。多数头部企业已设立直接向CEO汇报的廉政合规部门。

　　作为互联网行业头部企业，阿里巴巴2012年就设立了“廉正合规部”调查内部腐败问题。此外，腾讯设立了反舞弊调查部、字节跳动设立了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有“重案六组”、百度有职业道德委员会、京东有内控合规部等。

　　此外，企业之间的互动协作也在加强。2024年，遥望科技作为直播电商行业内领军的合规企业，组织了首个互联网直播电商行业的反舞弊实务研讨会，参会企业有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型企业，MCN机构等。研讨会上，企业之间互通有无，共同探讨反舞弊的有效措施。

　　技术赋能推动企业现代化治理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反腐工作迎来科技革新，未来有效的反腐机制必然是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融合。

　　“企业在设置风控部门或岗位的同时，可以利用大数据比对分析，如异常交易检测、费用对比等，查找并发现可疑线索；也可通过信息化系统，如审批流程、合同修改记录等，进行风险防控。” 傅夏仙认为，招揽技术人才，形成复合型团队，也可以为民企反舞弊增加效能。

　　民营企业以技术反腐，业务数据是基础，场景落地是关键。面对新型腐败，头部企业正将技术转化为反腐利器，数字化监督正在发挥革命性作用。京东开发的“廉洁京东”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固化每个审批环节的“数字指纹”，实现全流程可追溯。腾讯的“清风系统”则运用大数据分析，对员工审批行为进行智能监测，当发现异常模式（如特定供应商审批通过率异常偏高）时自动预警。这些技术创新使原本隐蔽的腐败行为无所遁形。

　　此外，不少互联网企业正探索运用AI技术实现实时风险监测。针对互联网业务数据量大、格式多样、分布零散的特点，引入前沿AI技术进行智能解析与特征提取，实现对文本、图像、日志等非结构化数据的深度处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构建廉政风险画像，运用机器学习模型对异常行为、高频动作、潜在关联等高风险行为进行前瞻性预测识别。“过去靠举报发现腐败，现在AI在舞弊发生前就能锁定蛛丝马迹。”某互联网企业内控总监表示。这些创新不仅能提升反腐效能，更能倒逼企业治理结构的整体优化。

　　廉洁文化浸润实现价值认同

　　制度是铁栅栏，文化才是防弹玻璃，营造“不想腐不敢腐”的文化氛围尤为重要。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企业需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通过召开反面典型案件通报会，开展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引以为戒、自警自省自律。同时，要畅通举报机制，对腐败行为坚决查处，形成有力震慑。

　　记者观察到，近年来，互联网企业正将廉洁教育融入日常管理。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每年都会举行合规文化月活动。2018年，“合规文化”被正式列入吉利集团核心文化之一，2024年发布的《台州宣言》更将其上升为“道德底线”。“减少利益冲突”“坚守诚信红线”等条款，被写入各业务单位年度考核指标。

　　在遥望科技，公司将廉洁教育覆盖员工职场全生命周期，专门打造了廉洁教育平台系统。员工可在平台进行法律合规学习、在线考试获取合规认证、申报关联利益、一键式匿名举报违规行为。学习积分可兑换“廉洁勋章”，寓教于乐，激发参与热情。

　　在这场反腐征程中，企业要引导员工树立正确价值观，面对供应商、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的“围猎”，要时刻保持定力，坚决抵制“潜规则”。这场始于十余年前的互联网反腐战役，已从最初的风暴式清理，演变为一场治理能力的全面升级。 大厂反腐的关键在于构建“制度+技术+文化”的全方位防控体系。最终目标不仅是“抓人”，更是建立一套让员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