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失衡、制度滞后下的互联网行业之痛

2025年09月12日 15:55:19 来源: 《反腐败导刊》作者: 林庭宇

　在数字经济浪潮与政策支持下，互联网企业飞速发展，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内部腐败问题日益凸显，成为阻碍行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在“流量时代”的利益诱惑下，部分人员不惜铤而走险：公司高管侵吞虚拟商品，中层管理人员将流量、客户信息变现，一线员工则凭借“入场费”勒索商家。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企业利益、侵蚀营商环境，还间接损害消费者权益，对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和社会公信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互联网企业反腐工作迫在眉睫。

　　近年来，各大互联网公司持续推进反腐机制建设。但不容忽视的是，大厂反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诸多阻力，如因业务高速发展而出现的 “制度真空” 和 “监管盲区”、新型腐败手段不断变异升级等，同时还存在取证难、立案难、追责难等多重挑战。如何实现重点突破与难点攻坚，正成为各家互联网企业共同面临的新课题。

　　两种恶行突出：

　　利用职务之便和内外勾结

　　近年来，商业贿赂、职务侵占已然成为大厂打击贪腐行为的重中之重。

　　今年7月1日，完美世界发布反贪腐内部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除在今年1月的百万工作室审计中，发现4名员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外，再查实原百万工作室、青云工作室及硬核工作室共计8名员工存在贪腐行为，已被公司辞退或已被刑事拘留。

　　今年3月31日，抖音集团发布了《2024年下半年抖音集团反舞弊通报》。通报中提到，2024年全年抖音有39人涉及违法犯罪，仅下半年就发生商业贿赂、职务侵占等舞弊行为14起，17名员工被移送司法机关。在其中一起商业贿赂案件中，抖音某业务线的商务经理李某，利用负责与合作方洽谈合作的职务便利，收受合作方给予的好处费共计50余万元。作为回报，李某在合作协议的签订、资源的倾斜等方面为对方提供便利，致使公司在合作中遭受了损失。而在另一起职务侵占案件里，抖音的一名财务人员张某，通过伪造报销单据、虚增支出等手段，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侵占公司资金高达100余万元。

　　腾讯也未能幸免。今年1月16日，腾讯发布的反舞弊通报提到：2024年全年，企业内部的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并查处触犯“高压线”案件100余起，100余人因此被解聘，其中2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5家企业被列入永不合作主体清单。“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公司财产”，以及“内外勾结，为外部公司谋取利益来换取好处费”，是最多的两种犯罪行为。

　　商业贿赂常与不正当竞争相伴而生，严重扰乱市场的公平秩序；职务侵占则直接侵蚀企业资产，对资金链与正常经营造成实质性危害。正因如此，互联网企业普遍将打击这两类行为列为反腐工作的重点，持续强化内部监管机制、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以严厉处置越轨违法行为。

　　两种风险隐患：

　　“制度真空”和“监管盲区”

　　事实上，各大厂对反腐的态度都极为坚决。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曾公开表示：“就算你只贪了10万块钱，我也愿意花1000万元给你查出来。”为此，京东设立了每年1000万元反腐奖励专项基金，用于奖励举报违规行为。58同城的姚劲波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在高管会上直言：“发现有一个人贪污了5万，宁可花50万进行调查取证。

　　但即便如此，贪腐现象在互联网公司内部仍未绝迹。

　　与传统企业相比，互联网企业普遍推崇管理扁平化与业务高速迭代，这虽然大幅提升了决策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却也给内部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扁平化管理结构缩短了决策链条，使一线业务单元和基层员工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与资源调配能力。如果未能及时建立相应的风险控制和监督机制，就很容易滋生腐败。

　　同时，互联网行业“唯快不破”的特性驱动着业务模式、产品形态、组织架构以周甚至天为单位高速迭代。新业务、新项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然而与之配套的监管机制、审批流程、风险预警体系却往往难以同步建立或及时完善，不可避免地出现“制度真空”或“监管盲区”。这种因业务高速发展而制度暂时“滞后”引发的风险，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

　　以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短视频新业务为例，该业务在推出后的短短几个月内，用户数量就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公司不断推出新的功能和服务，组织架构也频繁调整。但与此同时，针对该新业务的监管制度却未能及时跟上，导致在广告投放、内容审核等环节出现了漏洞。一些员工利用这些漏洞，与外部机构勾结，进行虚假广告投放，骗取公司的广告费用，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两种反腐困境：

　　取证难和追责难

　　面对日益频发的腐败问题，各大厂正通过强化内控机制来应对管理挑战。目前，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内部都设置有专业的反腐、监察、内控等团队，如廉政部、职业道德建设部、内审风控部等部门，承担企业内部的反腐工作。但是，互联网内部人员贪污犯罪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这使得企业监察部门在取证、固证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困难。

　　有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大厂中的犯罪群体普遍呈现年轻化、高学历等特征，一些人还具备技术能力，能够绕过常规监管，例如通过虚拟货币交易、脱离公司网络等方式实施贿赂，致使事前防范与事后追溯均变得异常复杂。

　　在刑事诉讼中，企业为了获取有效的证据，往往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例如，某互联网公司为调查一名涉嫌职务侵占的员工，组建了专项小组，聘请技术专家恢复并分析服务器、电脑和手机中的数据，同时开展人员访谈与证言收集，整个过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案件挽损效果有限，最终获得的赔偿与投入的成本不成正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主动维权的意愿。

　　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便发现腐败行为，企业往往也只能以开除处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和足够的证据支持，多数情况下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导致腐败成本较低，无形中助长了这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