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我就想在纪检线上干一辈子”

2018年11月07日 09:11:27 来源: 浙江党建网 作者: 本网记者 朱诗意 通讯员 颜新文 黄也倩

  2016年11月,陈刚接受《反腐败导刊》记者专访

  如果不是一场病,明年就是他纪检监察工作30年了……

  “我听到有些纪检监察干部说想离开这个岗位,我很想跟他们谈谈,我觉得这个工作特别有价值,也特别锻炼人,我就想在纪检线上干一辈子。”这段话,他对很多人说过。

  2018年7月1日,因患癌症,经医治无效,嘉兴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刚走完了他55岁的人生。

  “我想继续走路,可是我再也走不动路了。”这个曾经笑着对人说想在反腐战线上干一辈子的人,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

  这是分内的工作,

  我必须做好

  “您别写了,我都记下了。”

  6月24日,陈刚离去前一周,嘉兴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徐春华如往常一样来到陈刚的病床前汇报工作。陈刚靠在床头,吃力地翻着材料,拿出笔将自己提出的修改意见一条条写了上去。

  “他非常虚弱,我要靠近他,才能听得清他说的话,看了一会后,还轻轻说了句看不清楚了,颤颤巍巍地戴上了眼镜。”徐春华说,“我跟他说不用写了,我都记住了,他还是执意要写,他觉得这就是他分内的工作,他必须做好。”

  这份对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在陈刚纪检生涯的30年里,从未改变过。

  “在我印象中,爸爸总是在出差,好几个月看不到人,在家里待了没几天,又不见了。”陈刚的女儿对记者说,“我长大后,爸爸还曾好几次对我说,觉得对我非常愧疚,没有好好陪伴我成长。”

  2014年10月,陈刚被确诊为腹腔转移性癌症,经治疗后,他感觉自己“恢复得不错”,于是,又马上回到了岗位上。

  于是,这4年里,这一直是他的工作节奏——病情严重了,住院治疗,病情稍微好转,立刻回到办公室。

  然而,就算在治疗期,他也只是换了个地方开会和办公——病床前汇报工作,宿舍楼下的食堂里开会。

  “他经常是一只手拎着吊瓶,一只手翻材料。”嘉兴市纪委办公室主任崔加晶说,“有时候我看到他当天状态非常不好,我实在不忍心拿出材料,但他每次都会主动问我,今天有没有什么工作是需要我签字的。”

  2017年10月,陈刚因病情突然恶化再次住院,从北京动完手术回来,还未休息多久,又恢复了“一边治疗一边工作”的模式。

  “爸爸回嘉兴后不久,我记得是一个双休日,我和妈妈都在家里陪他,但他一定要去办案点看看,我们谁也拦不住。”陈刚女儿告诉记者,快到中午时,陈刚还未回到家,她就给爸爸去了个电话,“我好久没听到爸爸那么开心了,他高兴地跟我说,跟同事们谈谈工作,比他一个人在家里养病不知道开心多少,他说觉得天空都蓝了不少……”

  2018年4月,浙江省委第三巡视组巡视嘉兴市,4月24日,作为省巡视工作嘉兴联络组组长,陈刚前往巡视组驻地宾馆交接工作。他在病号服外套上了毛衣和外套,将引流袋藏在裤脚里。

  他的工作日志,也就停留在了这一天。

  6月28日,陈刚开始陷入昏迷,6月29日,在短暂清醒的时间里,陈刚已经痛得说不出话了,但他还反反复复呓语着“留置”两个字。

  有什么事,我来协调;

  出了任何事,我担着

  “这个留置点还没改造好,还有很多事情要调整,你可千万别不管了啊!” 6月11日早晨,嘉兴市纪委原副书记姜锁楼接到了一个电话,刚按下接听键,手机那头陈刚焦急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2013年起,嘉兴市纪委计划重新设计、建造办案点,虽然姜锁楼已退休,但由于他长期分管办案,一直是主要参与者。

  2016年末,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当时有一种意见是放弃纪委办案点,在看守所建立留置点。

  听到这个消息,陈刚急了:“投资了7000多万元,难道就要废弃不用了吗?”

  当时的陈刚,病情稍微得到控制,连忙准备了材料,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在各市纪委书记座谈会上,他进行了汇报;在上级领导来嘉兴市调研监察体制改革实践时,他又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有人劝他,这个事情这么重大,你干嘛去出这个头?

  “这怎么能这么说!我们这里确实有更适合的方案,我作为纪委书记,这些事情我不担着,谁担着?!”

  最终省纪委监委同意嘉兴在全省率先试点探索“把纪检监察机关原办案点作为留置场所,并由公安机关负责日常管理”的工作模式。

  截至目前,嘉兴市已对62人采取了留置措施,没有出现一起安全问题。

  “无论是查案子,还是其他工作,陈书记都会给我们‘兜底’。”徐春华对记者说。

  海宁市纪委书记王险峰告诉了记者一件事,今年4月9日,海宁市纪委监委对海宁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杨水康采取了留置措施,杨水康是嘉兴市人大代表,由于监察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被留置对象的身份又比较特殊,感觉到自己有些把握不准方向,王险峰就向嘉兴市纪委监委对这件事进行了汇报。

  “我知道陈书记身体不太好,就没有直接跟他说,谁知道,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陈书记电话,他详细询问了整个案件情况以及我们采取措施的流程,他说我们做得对,改革中很多事情没有可参照的,但我们一定要勇于探索,如果需要跟人大协调,他出面去沟通。”王险峰说。

  然而,王险峰不知道的是,给他打了那么长时间电话给他鼓励的陈刚,其实当天刚刚住进了医院。

  我在这里一天,你们就不要想在这里挣一分钱

  2018年7月2日,陈刚已经离去,他最后所在的病房门上,却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谢绝探望”。

  从2014年确诊后,一直到最终病重昏迷,陈刚一直“冷漠”地拒绝他人探望。

  “想来看望的人不少,但书记都让我婉拒了,他说谈工作的欢迎,如果仅仅为了探病,就不要麻烦别人了。”崔加晶对记者说。

  担心会有人借探望的由头来送礼,陈刚甚至尽最大可能地瞒着自己生病的消息,以至于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开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敢相信。

  早在省纪委工作时,陈刚就对自己要求非常高,那时办案,如果时间很晚了,办案人员可以购买夜宵。有次,有个办案人员用这笔钱买了些面包饼干,还另外买了包烟,回来分给大家。陈刚就对他说:“既然这笔钱规定了是夜宵费用,就只能买点干粮矿泉水,不能拿去买烟,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到嘉兴任职后,他身边的同事、朋友说几乎没看到过他有什么“局”,有几位纪检干部还提到,曾在晚饭时接到陈刚电话——后来,他们才知道,陈刚这是在“抽查”饭局酒局。

  他前往北京看病的时候,有嘉兴的党员干部“未经允许”跑去探望,离开后,陈刚在病床枕头下发现了偷偷塞进的红包,于是,那几个人还没回到嘉兴,钱已经退给了他们……

  曾有亲戚拜托他牵桥搭线做生意,他坚决拒绝:“我在嘉兴当纪委书记,你们就不要在这里赚一分钱!”他的亲姐姐曾想让他帮忙给孩子介绍一份工作,他说:“这个忙我帮不了,孩子的路要自己走。”

  “我爸爸从来不允许我有什么要请他走后门的想法,大学时要军训,我跟爸爸妈妈说能不能帮我开个病假条,让我不用军训,我刚开了口,就被爸爸一顿狠狠地批评,他让我想都不要想。”陈刚女儿告诉记者,而且,陈刚这些年从来不允许她在工作日请假来看望自己,也不要跟单位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

  “他就是这么‘拧’的一个人。”去年底,女儿在杭州举行婚礼,陈刚严格要求“不许有任何违规做法”,他也没有告诉任何同事自己女儿结婚的事。

  一切从简,这也是陈刚离去后,他的爱人对后事唯一的要求。在陈刚的告别仪式上,有人送上了“白包”,但这些“白包”很快被装在一个更大的信封里当场退还。

  陈刚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鸿雁》,也许就像歌词里传达的意境那般,他并不想离开,他真得舍不得这份他全身心热爱的纪检监察事业。

责任编辑: 史健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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